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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我們現在都不能肯定的了解印刷術究竟在何時發明，如隋開皇十三年(593)隋文帝敕文中“廢像遺經，悉令雕撰”(見隋費長房《歷代三寶記》卷十二)的話，來展開問題的討論。對這一史料有兩種理解：疑者謂前人誤解文義，以像只能雕塑，不可雕撰。雕，指雕塑佛像；撰，指撰寫經文。信者謂確鑿史料，以“像可雕版，且中國鏤版之興，更從雕像始”，“廢像重雕，不為無據”(吳則虞《版本通論·雕版之始興》)。這里的“廢像重雕”果真是雕版佛畫嗎？考《歷代三寶紀》卷十二原文，實則不然。該文記載“周武之時，悉滅佛法，凡諸形像悉遣除之，號令一行，多皆毀壞。其金、銅等或時為官物”，“木石之像，皆將別用”。隋興后，文帝多次下敕文：“如有見存，并可付隨近寺院安置”，“廢像遺經，悉令雕撰”，像成后“再日設齋，奉慶經像，日十萬人，寺別敕使香湯浴像”。川金、鋼、木、石諸材料造成的像應是立體佛像；香湯浴像，是用二指沾香水于佛頂上，可知敕文所云“悉令雕撰”即“廢像重雕”，當為雕鐫立體像無疑。（柯達CTP）

　　這一史料并不能說明當時已有雕版佛像，但如果由于這一史證不能成立，即謂隋代決未曾雕印佛像，也未免武斷。我們認為“中國雕版之起源，與佛教有密切之關關系”(向達《唐代刊書考》)，雕版之法應是出自佛像之雕印，而且遠在隋末已有佛像雕印的可能。

中國是早就有雕刻印章的技術，運用到雕刻鈐印佛像上來。用印像代替塑像，既省工又省料，雕版佛畫就這樣應運而生了。此類佛印，后來在敦煌、吐魯番及土耳其斯坦發現的無慮萬千。“斯坦因在1908年所得諸印，有若干式樣好象多少直接與印度造像寓有關系”，“有時印章模型做自中國”(郭魯柏《西域考古舉要》)。一張紙印像幾百、幾十乃至一個不等，它們俱為唐代遺物。此類佛印流傳甚廣，據《西域志》云：大唐顯慶五年(660)九月二十七日王玄策至菩提寺，寺主名戒龍，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，使人以下各贈象牙佛塔、舍利寶塔、佛印等物(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九)。又義凈在印度時(671-694)看到印度一些地方不是“拓模泥像”而是“或印絹紙”的印鈐佛像放置在制多里，可見佛印在印度某些地方已是相當流行了。

　　印刷術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發明和創造，并不是“印度像印開印書之先路”(向達《唐代刊書考》)。但應該肯定，由于從印度傳入我國的法舍利，加速了印刷術的誕生。同時早期印鈐佛像的構圖與印度的雕塑佛像有一定的繼承關系。在這種意義上說，其發明與“印度造像寓有關系”。而佛像印技術是我國首創發明的，所以印度、西域的佛像印“模型做自中國”。我們知道，印度原來是不雕塑佛像的，后在希臘人的影響下才產生了“健陀羅”藝術，又在中國人的影響下才掌握佛像印的技術。這點正生動地說明佛教的傳播推動了各國文化的發展這一客觀事實。（柯達CTP）

據隋王劭作《舍利感應記》載，“皇帝昔在潛龍，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，出舍利一裹曰：檀越好心，故留與供養”，“于是始作七寶箱以置神尼智仙，故于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像焉”。隋文帝在仁壽元年至四年(601-604)三次下詔，在全國各州修建舍利塔，總共造了一百十三座，還“造像十萬六千五百十八軀，自余別造不可具知之矣”(《法苑珠林》卷一百)。可見當時造制多之盛和造佛像之多。因而，我們推想在隋末(600-617)已有佛像雕印是完全可能的。不過，后的確斷還有待于文物資料的新發現。